“天变不足论？”司马光默默的想到。

    “其实介甫先生真的是学究天人，他的话虽然有些偏颇，但确实是非常有道理！不过世事无常，有时候有道理却并不是真的适合现在的形势，韩国公的‘天主人君’尽管有些飘渺无迹可寻，但在这个时候却是最佳的方案。事实上先生可能还不知道，监天监的官员通过望远镜测星空，已经证明了月亮不过是环绕我们大地旋转的一个大球体罢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推断我们是围绕着太阳旋转，弄不好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大地也是和月亮一般是一个球体1先生，王甫的‘天变不足论’也许是正确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与各地发生的灾害并没有什么自然关联，朝廷中的一些人对王介甫的指责可以说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灵的存在……”

    “这和报纸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博古通今，精心治史，自然明白皇权大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不宁唯是弼和王安之间的矛盾便是在于皇权限制之争——富弼想借‘天命’来限制皇权，准确的说是限制皇帝对根权力的滥用，这种想法是极为正确的1而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却是希望皇权的力量达到最大的限度，以便使皇帝能够在他推行变法，避免反对意见对变法的阻碍，这样做倒是可以理解的，当年商鞅变法不也是在皇权的强力下才成功的，王介甫自比商鞅，精研《老子》权谋之道，自然想到的便是这一道路。”王静辉还是没有正面的回答司马光地问题，继续按自己的节奏来“催化”司马光。

    “这么说改之认为限制皇权是正确的了？”司马光也不执著于报纸的问题，干脆放下来，用一种对待学术问题的心态来和王静辉说话。

    “准确的说是限制皇权的滥用且味的限制持权并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现在的大宋正处于中兴关键阶段的时候。唐宗若是权力受到限制，未必能够达成大唐盛世的景象，而汉武功地权力若是得到限制，在其五十年的统治时期内也就不会的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战争！皇权是应该得到限制和控制，不过即便是韩国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非常无奈的——‘天命’的借品与现实的状况相比，未免有些太过脆弱了些！不过王安石的为皇权松绑，在现在看来是符合其政治目地的。但这种状况就连王安石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待到他心目中的变法达到预期效果后，他地头等大事便是想着如何限制皇权了！”王静辉冷冷的笑道。

    就史实来说，王静辉所知道的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地变化大一致可分为同向消长与逆向消长两种形态。此强延缓弱即逆向消长不仅并非唯一形态，并且不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转形态，而是其变态。

    逆向消长又分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消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臣相府客馆丘虚而是已“，臣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地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样信组成的名叫尚书地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未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地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消弱，如东汉未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普通为”挟天子“臣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扣为到瑛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前奏。

    同不水胀亦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与相权都弱，如唐朝未年，宋人尽管的“唐未帝五，致鑫阙失”之说，可是当时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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