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在西北地一系列军事动向大宋很难知道，但在西夏的情报网却并没有瘫痪，而这条情报线路必经之路便是王韶的熙河地区──他有权优先知道这些关于西夏军事动向的情报，在知道半个月前梁乙蒲败在李清泼喜军之下的时候，就立刻将他秘密部署在西安州的两万军士抛了出来，命令麾下将士越过杀牛岭，横扫宋夏边境以前由西夏占据的各个军事重镇。

    在突然袭击之下，王韶的战果虽然没有种谔取得这么多的大城这么耀眼，但从沙盘上所在的位置上看，王韶的进攻更能够震慑西夏高层。最远的占据城寨是萌井，那里前方不到两百里的地方便是灵州川畔的博乐城，再向前便是八百里瀚海！

    王韶的战果是自狄武襄二十年前征灵夏以来大宋最靠近兴庆府的军事行动，不过此时不同于几十年前，狄武襄征灵夏是动员全国之力，而王韶攻取萌井威逼博乐城仅仅是建立在熙河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声势没有狄武襄这么猛烈，但却是稳扎稳打，拿下萌井后便立刻构筑工事。

    王韶的军事行动自然需要富弼的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富弼调动了西北大宋的军事力量，从怀德军、镇戎军、环州、庆州、原州、安化、通远等地调集了四万兵士日夜兼程的赶往新占据的地盘。

    王韶代表的是王安石的新党，富弼虽然不喜欢新党，更多的是因为王安石所提出地“天变不足畏”。因为富弼所认为“天”是唯一能够限制皇权的手段，失去限制的皇权或者会让国家走向强盛，但在历史当中也不过是一瞬而已，更多的是引起国家灭亡，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所见到的同样事例多了去了，秦皇、汉武、唐宗等等都是如此。一次次迈入这样的死循环。

    若说王安石地变法侵犯就有势力的利益，这可以引动富弼和韩琦对王安石的反对外，对于富弼来说，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更是让他感到王安石是旧有规则的巨大破坏者，一旦打破平衡，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来限制皇权，那对于这个国家──尤其是在西夏和辽国环肆的政治环境中，大宋绝对撑不住多久，即便现任的皇帝赵顼是个勤勉圣明的君主，谁又能够保证他的儿子、孙子还能够像赵顼一般？这正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至少司马光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即便如此，富弼依然是非常冷静地进行了权衡──他内心中并不怕打仗，而是怕毫无意义毫无成果的战争，近期西北的局势完全没有动用朝廷的财政。都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运作地──小王驸马将商人的财力加入进来，以为战争的继续提供动力，最后不过是参与战后分红罢了，这虽然让饱读“圣贤书”的人感到心中有些不舒服，但总比伤及国家元气要好的多！

    王韶占领地城池并不大。除了一个清远军城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同龙州一个级别的行政单位之外，其他的不过都是一些小城寨罢了──但是这些小城寨所在地位置全都是极为险恶的战略要地，就如同青岗峡和虾貘寨一样具有重大的军事价值。只要守住这些地方，最新收复的熙河、湟州才能够算得上是固若金汤。富弼是绝对不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况且有了这些地方，在他经略西北的时候也会轻松许多。更重要的是王静辉曾向他许诺，若是陕西安全状况能够更加令人放心，他会暗中将西北屯垦的规模在现在一年五万人的基础上扩大一倍，争取到西北地区税率降低，给治下百姓一个喘息休养生机地机会，每年所得粮食足以供应西北二十万军队常备作战所需。朝廷则免去每年高达七八百万贯的转运费用！

    富弼无法拒绝王静辉的许诺，以现有西北的局势来看，无论是西北的梁太后还是泼喜军的李清，在四五年之内根本没有任何资本来挑战自己。昔年他就是因为跟随范仲淹进行庆历新政，范仲淹起家的地方便是西北，以范仲淹文武之才治理西北这个烂摊子也不过是保持对西夏局势的均衡对抗。即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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