驸马，这可真够让人匪夷所思的。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慢慢的变了味道，从温饱到济世再到救国，慢慢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当初是否心中早就埋下了复兴大宋的种子，才在船上半道下船留在汴都开封，而不是选择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终老林田。

    王静辉推开窗户，听着远处传来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昨天碰到王韶，并且成功的把王韶拉向自己的一边，以后就是他碰到王安石，也不见得在立场上这么他了，在军事上有郭逵和王韶，基本上在以后的十年中不会在军队上碰钉子。在政治上肯定是要站在保守派司马光这一边的，但保守派太过保守的原因便是新旧两党之间的争执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凡是新党的，旧党全部反对；凡是新党推广的政策，旧党的地方官员推诿责任，不去认真执行。到了这个份上，就是王安石的办法真的能够让大宋强盛起来，也是白费力气，政治环境的恶化才是导致大宋走向末落的最主要原因。

    这个国家现在这么乱，自己也不是神仙，王静辉也只能一件一件的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期待着状况的好转。

    治平五年正月十五，王静辉和王韶在经过了十几天的激烈讨论后，终于重新修订了《平戎三策》，不过此时已经变成《平戎五策》，这里面另外加上去的两条便是王静辉常用的经济加文化战略。他认为这些新归化大宋版图的部落，其忠心不稳，随时可能会在西夏的威逼利诱下倒戈，到时候大宋频繁征战。得不偿失。要控制他们的忠心。必须牢固地把握住他们地经济命脉，并且想那里派遣更多的读书人。来负责教化这些部落，让他们接受中原文明地沐浴，这样才能够保证其长治久安。

    王静辉在另外一份奏章的附件中写到：大宋从明年开始便大规模的推广双季稻的种植，这会使大宋粮食库存增加。臣预计三五年之后，粮价会向下剧烈降价，但粮价降低是好事，如果过低则同样会对国家造成麻烦，会打击地主和百姓务农地积极性，所以臣请圣上除了要加强各地常平仓用来赈灾粮食的储备和监管外，还要将剩余的陈粮全部卖给朝廷许可的酒商，或是秘密扩大高度白酒的生产规模，用以对这些白酒来扩大马匹交易，为最终解决西夏问题做准备。

    处理西北问题上唯一的分歧便是开战的时间。王韶觉得此次第一步作战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主张朝廷可以随时作战；而王静辉则是立足于大宋目前的现状，他太清楚大宋目前的财政状况了，他那个便宜义父韩琦和老丈人赵曙现在几乎是每隔几天都要问问是否有新开辟财源地方法，就在这样的恶劣情况下，国家拿什么来战争？大军一动，日常军费开支就会增加千万贯以上，到时候朝廷的要求肯定是每战必须保证全胜。否则前线的将领就会第一个倒霉，政治风险巨大，就算王静辉知道王韶在推行这一过程中稳稳当当没有败绩，也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王静辉也害怕自己给大宋统治阶层“画饼”太好看了，毕竟两万匹马对于大宋来说是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即便你有钱也没有地方买。西夏现在是大宋的敌对国家，想买马匹是不可能的，但辽国那里往往把价格抬地很高，虽然有白酒攻势的辅助，但契丹人的数量限制是令大宋最为恼火的，以至于你有钱也买不到。收复熙河地区，这两万匹战马很有可能会使大宋高层铤而走险，这也是说不定的事情。所以王静辉为了避免这一糟糕状况的发生，还是专门写了一片策论附在后面，并且还给枢密院地郭逵和富弼还有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写信。其实王静辉这种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大宋无论是军方还文官高层都希望能够保持住现有与西夏的优势，毕竟打仗是要花钱的，他富弼也是做过参知政事这一职位的，当然知道这中间的困难。

    在得到这些元老的原则上肯定后，王静辉便把这道《大宋对西夏长期战略札子》打上他和王韶的名字送到了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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