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天王有88个“嫔妃”，后宫供其纵yù者近两千女xìng。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个人享受方面要“反动”得多。

    至于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信口雌黄。太平天国对于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这哪里有一丝对农民的尊重，又怎能把这场运动算成农民运动！再者，总是被以前的极“左”学者奉为土地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xìng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máo zé dōng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

    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

    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指当时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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